就这样，我们来到了诗的最后一节。哈代突兀地改变了句子的长短与节奏，就好似他与妻子一样——就好似四周垂死飘零

        其后的“call　to　me，　call　to　me”（“呼唤我，呼唤我”）则好似诗中“女人”凄苦哀怨——甚至带着些许怨恨的——哭诉。在诗人的想象里，她想向他解释，作为灵魂，她不再是他们离心交恶后那个他不认识的她（“when　you　had　changed”/“已不再是与我疏远时的模样”），而是变回了当初春花开、夏风薰和的季节里，他所熟识的那个她（“at　first，　when　our　day　was　fair”/“又复是当初我们幸福时的容颜”）。因此，初稿诗首的“weird”（“怪异”）一词，指的是此时此刻爱玛的奇特——即便坟墓却能穿越时空，变回当初模样。

        注意，此诗人选用了一个词“fair”。这个词在英文中既有“美丽”、“白皙”的意思，但也有“合理公正”的意思。这一点我在此点明，等分析完整首诗，我会再回到这一点，联系整首诗的脉络与创作背景，加以解释。

        篇首摘录的《声音》就写于1912年十二月，为“爱玛组诗”中的初期作品。整首诗的形式极为口语化、交谈化；三个词“Woman　much　missed”（“我思念的女人”）直接呼唤亡妻，似乎诗人情难自禁，心里盛着些什么话，便都一脑儿地倒溢在了纸上。但其实，如果我们细看此诗的初版手稿，就会发现哈代最初的想法要复杂得多，三个词是：“O　woman　weird”（“噢，怪异的女人”）。看似直抒臆的“我思念的女人”实际上是三思后的结果；哈代将此句修改为更直接、更情感化（而非理化）的表达，实际拉近了与亡妻的距离。

        诗人无法确定随风而来的是否是亡妻的灵魂，亦或仅仅是秋风落叶沙沙作响。但第三段也是有象征意义的：亡妻的鬼魂在吗？诗人并不知。她可能在，也可能不在；正是这种不确定——她存在的可能——让诗人回忆起了夫妻二人间关系的另一种可能：爱玛在世时，如果他对她多一些理解，如果她对他多一些耐心，二人的结局会否不同？这种可能是充满遗憾与悔恨的，是　what　could　have　been，　but　never　was（有可能发生，但从未发生的）。

        令人惊讶的是：丧妻的鼓盆之戚成就了哈代诗人生涯中最伟大的时刻。爱玛的死对哈代产生了惊人的影响——就好似死亡让爱玛从哈代的“眼前人”重新成为了他的“彼时人”，就好似他又全心全意爱上了这个生疏多年的女人。哈代将爱玛的灵柩放置在他卧室的床脚，停灵三日，直至葬礼。英国文坛的尖巨变成了一位哀恸伤情的爱人。他在之后的一年里写了50多首悼念爱玛的诗（其中21首收录于《1912－13诗集》当中），其后的十数年中，哈代又为爱玛创作了百余首悼亡诗。这套“爱玛组诗”中的许多作品，非但是哈代诗人生涯中情感最真挚深沉的作品之一，也是整个英国文学史上最优美动人的经典悼亡诗作之一。

佣端去阁楼。哈代爱上了另一个年轻的女人。爱玛在七十二岁生辰的时候没有举办庆典，也不肯允许医生为她检查。终于，在那年十一月末的一个寒冷清晨，女佣下楼告知哈代，说别墅的女主人想见他；哈代最后一次爬上通往阁楼的狭窄楼梯，在床边呼唤爱玛的昵称：“Em，Em　—　don，t　you　know　me?”（Em，Em　—　你不认识我了么？）但爱玛已经不省人事。几分钟后，她停止了呼。

        第二节中，哈代回忆爱玛在Launceston火车站等待他的模样。此节最后一句，哈代原本写的是“Even　to　the　original　hat　and　gown”（“甚至是那原本模样的衣帽”），但后来改成了明丽鲜亮的“air－blue　gown”（“一天蓝”）。此的删改可谓神来之笔。请读者想象英国西南炎热的仲夏时节人满为患、雾霾笼罩、灰暗拥挤的火车站，再想象一位着明亮的天蓝色连衣裙的少女，梳着浅栗色长发、灰蓝色明眸善睐、玫瑰红颊，在灰压压的人群中等待着她的情郎——在哈代眼里，她就是灰暗冷漠的人群中唯一一抹明艳的亮色。而这些想象与回忆，尽皆通过一句“air－blue　gown”（“一天蓝”）的意象进行展现，可谓生动凝练；仅一笔勾勒，便将爱玛的形象牢牢镌刻在读者的印象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