把男人们哄得蠢蠢动之后，说要去拿什么“”，于是拉着我走出房间，立锁住了房门。他冲我出一个狡黠的笑容，然后拉住我的手跑在红灯区以外的大街上。我的心思还停留在镜中他的大上，下一秒，那条大出现在相机的虚影里，我从虚影里捕捉到真实，不知不觉拍了很多张照片、费了很多带胶卷。北京的寒夜里我们像两个难民，难在他衣冠不整、我疲力尽，而他却在这样的“逃难”里开心得像个孩子。我下意识端起摄像机却聚不上焦，为此我难过得也像个孩子。那时我幼稚地想：如果我错过这一秒，恐怕再也没有下一秒供我拍摄了。可下一秒我依然拍不到他，他跑得那样快，比镜更快、比我的目光更快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们跑到一个花园里，他痛快地息着，一屁坐倒在草丛里，拉着我躺下。酣畅淋漓。我看着路灯底下的小飞虫，他看着我。那些小飞虫总是在有光的地方盘旋，黄江告诉我，人们也是这样的，其实有光的地方就那么一小片，黑暗更大些，但没有人会想去黑暗里看一看，那样很不安全。我说，那我们为什么还来呢？他说，记者就是干这个的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咔嚓”，我给他拍下照片，照片里的他被路灯照亮一半，若隐若现。我说黄江，我一辈子也看不清你的样子，他笑了，拉住我的手，贴在他的左脸。透过这冰凉的温度他问我：“那现在呢？”

        我不知他是还在戏里、还是有别的打算，对我来说本没有其他可能，我的心得很安逸，有种要猝死的安逸。我看着他想从他眼里看出一丝戏剧化的效果，可他始终没有破局。于是我问他：“现在我要亲你吗？”他又笑，没说话可我知他笑我傻。我一动不动，他凑到我边，我闭上眼、睁开，才发现他只是叼走一我在上衣口袋的玉溪烟。我了气，重新倒在草地里，他叼着烟大笑，玉溪被他的动作挑逗得上下翩飞，像在起舞。

        我说：“你要的照片，我全给你拍好了，回家你挑几张好的，想刊登在哪里就刊登在哪里。”他笑话我：“这照片一出版，有多少人以为我真是干这行的呢？”我说没关系，照片会给你虚化理的。他说，可你那里不会。我很正义凛然：“你如果不想，我当着你的面删掉。”可他突然站起来，说走吧。多年以后我才知，他是在嘲笑我的不解风情。

        那只大雁其实还在我们家。它掉了队，我们只好把它养着，等来年春天再带它去找家人。这几天这只大雁在我们家，一会儿像狗，一会儿像野鸭。

        过年的时候我跟他说：“老不死的又长大了。”“老不死的”是我们俩给大雁取的名字，来源于我们俩抱着大雁回家的时候，路过一个巷子，巷子里卖杂货的大爷养着一只八哥，一看见我们就说：“老不死的、老不死的”，我们听了很有趣儿，于是给我们的大雁取了这个倒霉的名字，希望它有这样一个名字，能抵消掉今后的苦难、健康长寿。

        黄江说，再长大一点，就要放它回家了。我说不清楚他是否对老不死的还有不舍，他这个人，除非特定的感时期，小情绪是不会外的。我问过他，他说是为了在外采访时不怯。可是我看见他给老不死的喂食时，每天都偷偷藏起一粒。我猜他还是舍不得，拗不过时间，只好不让它长大。

        北京的二月份很冷，我睡觉的时候，有时老不死的会偷偷钻进我的被窝，我也不拦着它，跟着黄江的这几个月，我已经深深感受到天寒地冻是什么滋味，我看着老不死的，它也睁着圆圆的眼睛看我。这大雁有灵，它知我有好生之德，舍不得让它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