思考了一分钟，大刘便拉着他的手，说：“走，跟我去北京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久而久之，两个人有了一点名气，开始有人造谣，说张颂文是大刘包

        不知为什么，他笑得很开朗，开朗得有点天真，我却总觉得那不像一句玩笑。

        大刘问他：“你不喝酒，来酒吧干嘛？”

        带着些试探的，我问他：“您和张导……是什么关系？”

        他逗我逗得开心满足，于是又无声地飘向另外一个房间；再出来时，他上已经换上一件黑色棉质的薄绒高领打底衫，下半是绸缎的酒红色长，看着比他本人的还长出来一截，有些甚至垂在地上，不过他好像一点也不在意这些。

        他僵在原，耳垂上的耳钉熠熠生光，衬得他像大厅里的一幅画。我发现，好像连他自己也想不通这个问题的答案。

        大刘带他验了许多角色，这里面不乏有他演不好的那一类――比如风情的、魅惑的角色。张颂文说我一个男的干嘛需要演这种角色？大刘摇摇，说千行万业，你怎么知自己有天会不会接到这样一个角色？

        “那是什么？”

        大刘就是他在这里观察到的第一个例子。他那时是一位著名的编剧，后来被人陷害，很久都没有写过剧本了，夜夜在酒吧里买醉。张颂文对他很感兴趣，经常就坐在他边的位置，点一杯橙汁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没戏拍。”张颂文毫不犹豫地答。

        见我这么狼狈，他却反而笑得很开心。我有些哀怨地看向他，他才慢悠悠地递给我一张纸：“好啦，跟你开玩笑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我喝下一口甜粥，心想张导真有眼光，然而下一秒他说：“而且，这其实也不是耳钉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广东的酒吧里鱼龙混杂，但却是普通人最容易结交上人士的好地方。有一整年张颂文都很爱去酒吧，但不是为了认识人，只是为了观察他们。他发现，酒吧是人们完全释放自己情的首选场所，在这里，可以供他模仿的例子数不胜数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这样是不是你能轻松些？”

        他说对了，我感觉自己终于能呼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张颂文就埋没在这许许多多的人中间，没有光辉，一无所有。

        张颂文似乎被我突然的问话吓了一下，勺子里的粥都抖出来一半。我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不合时宜，但是一切已经晚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我被嘴里的粥呛得说不出话来。

答了我：“你不确定，是因为我长得还不够像他吗？”我说不是，他又说：“那是因为我没穿衣服，所以你认不出来？”我又不敢答了。

        吃饭的时候我终于敢问他：“张老师，你的耳钉很漂亮，是自己买的吗？”

        接下来他带我简单游览了一遍别墅里的情况：一层大概有八个房间，楼有天台，还有后院什么的，说实在的我没有听得太认真。他上有一淡淡的烟草味，只有凑近了以后才能闻到，还能看见他耳垂上两枚银色的耳钉，很小，在反光的时候就像两粒碎钻。因为有耳钉在，所以他的耳垂会有一层薄薄的粉红，在他雪白的肤下格外惹眼。这一趟下来，我觉得我有百分之八十的时间都在盯着他的耳垂看。

        他们俩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坐在同一个吧台，一个点威士忌，一个喝橙汁，一言不发，互不干扰，就算舞台上着再火辣的舞蹈也不能把他俩的注意力分开。不知第几回，大刘看着他那张傻兮兮的脸，突然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去拍戏？”

        张颂文说：“我是个演员，我是来观察角色的。”他那时候长着一张愣青的脸，笑起来眉眼弯弯，不谙世事的样子。不会有人觉得这样长相的一个人会耍什么心机。

        张颂文那时候刚回老家没多久，没想到就这样再一次被大刘拉了回来。北京对张颂文来说是一个让人伤心的地方，他在这里被抛弃过无数次，可是这一次在大刘的带领下，事业好像有了一点好转，张颂文突然觉得这一行也不是不能再坚持一下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我跟他……是什么关系啊？”

        张颂文把他亲手熬的南瓜粥推到我面前，平静地说：“不是，是张导送给我的。”

        2010年，平凡得不能更平凡的一年。广东的天气一如既往地酷热，那个时候街上还没有这么多来广发展的外地人，但人也已经很多了。

        “窃听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