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三那年的表演课上，来了一个姓张的助教。

        你要我回忆当时的场景，实际上，记忆已经被稀释了太多，太模糊了。我只记得，他跟在教表演的老tou后面走进来，步伐轻而缓。自我介绍时，他tou埋得很低，说话字尾间黏连而缓慢，纤细，依稀像从南国误闯进北方的谨小慎微的山雀。至于别的――他穿的大概是白色的运动服，也可能不是，是更偏深一些的颜色，灰色，或者，干脆就是黑色的？我不擅长记东西，然而只有一件事，或许我至今仍然记得清楚：那一天正午的烈阳凑巧透过茶色玻璃，渗进了他耳骨周围极为纤薄的pi肤，使得他耳廓上两颗隐秘的小痣像极了红玉上，一点斑驳的瑕疵。

        我对那一天的所有记忆，只关乎这一点微不足dao的，秘而不宣的瑕疵。其他的，我一概不记得。

        2005年，我拿父母的钱买进了这所挂在W大名下的民办艺术学校。当我提着行李到宿舍门口的时候，里面正砸着鼠标用方言骂cao2你妈bi1：你大概能想象到这是个什么地方。没有办法，因为成绩太差，“那些高考考200分的社会渣滓”――这是高中的时候班主任对我们这种人的统称――那个时候，我冲上去和说这句话的人打了一架，但后来，我不得不承认他说的话有一些dao理，因为我如他所说去了一个和垃圾场差不多的大学，那里不教授什么知识，我的大学课表上写满的是抽烟，“挖坑”（一种liu行于西bu地区的扑克牌打法），网吧熬个通宵，或者去城中村找两百块一晚的鸡。我并不指望学到别的技艺，因为这所挂牌的学校压gen找不出几个在编的正职教师，整个qi材室拢共只有三台手持DV，唯一的一台专业摄影机被常年锁在柜子里，我从来没在任何人那里见过能打开它的钥匙，所以只好猜测这是完完全全的摆设。

        空耗生命是合理的。这是在这里生活的一种法则。那些积极的，向上的，每天泡在练功室里排练，指望在这片浊水中抱着浮木游向彼岸的人则被我们统一视为叛徒：我说的是C。

        C是我的室友。不是骂脏话的那个，但是那个叛徒：他不喝酒，不抽烟，不嫖不赌，早晨六点钟起床，按时去盖练早功的章。他确实抱着想当演员的梦想，虽然我认为这是个笑话，何况步向悬崖的羊群中尤其不能容忍一只向外走的羊。

        惭愧地说，我对他的厌恶，正是生gen于这些幼稚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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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大三那一年的表演课经常被安排在早上，接着晨功之后。

        西城过了秋分，天气开始带着不上不下的凉。在排练室里，穿多了热，穿少了则挡不住这点早晨料峭的寒。我们穿着薄T恤压tui，下腰，汗很快浸run纯棉的布料，最后像冰冷的ruanti动物一样贴在背上，很不舒服。接着是基本的热shen，和陈词滥调一样的台词练习。这些环节我能省则省，最后一般都变成在地垫上补瞌睡结束。

        教表演的老师姓赵，八十年代时在西城制片厂演过许多不重要的pei角。直到九十年代后，这些老旧的国营制片厂改制，亏损，卖掉了一半的厂房，赵老师就跟其他大多数的员工一样四散，分liu，最后安顿在了这所三liu学校。我很少见到他，他大概跟我们一样讨厌这个地方（或者，还不接受自己的命运），因此，基本上，他来上课的次数，就和qi材室那台摄影机被使用的次数一样少。大多数时候，我们都是和不同的助教打交dao：一些其他院校的学生，然而，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无知，手里只有一本不知dao传了多少年的绿色封pi《演员艺术语言基本技巧》――2008年的信息世界是一片荒芜。

        “同学，你怎么靠在练功杆上？”

        南方人黏着的声音从我shen侧传过来，是新来的那个助教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撇了他一眼，没有搭理他。

        “你为什么不去练习？”他又问。

        “练什么？”我拖长音反问。

        我听到有人在窃笑。这是一种给外来者准备下ma威的默契：多少有点像洗礼，但你要接受这里的规矩，最好是和我们一起变成一滩烂泥。我能想象他站在我旁边的窘迫，镜子照出了他不安定而踟蹰的脚，白色运动鞋的鞋尖在木地板上打旋，然后lou出一小节脚踝。

        “现在大家都在练习，”他说，“你也要一起去。”

        我扭tou仔细看他，这个从最南边来的小个子，像看一种细小而珍稀的动物：他别着xiong牌，和我们一样只穿